日治時期有三類建築，各代表政府、教會與民間的建築風格。
代表日本殖民政府權威主義性格的建築，大部分是模仿自當時歐洲流行的建築物，
可從日治時期城內的官方建築得知其大略。
今日的國立台灣博物館、中山堂與行政院，
各代表日治時期官方古典式、過渡式與現代式三個時期的建築物風格。
昔日台北三市街的規模是日治時期台北都市發展的主要基礎，
而都市體制的奠立與再發展，則有賴於日治時期的規劃。
日治時期，台北現代化的具體建設可分為三個階段。
初期階段﹝1898至1920﹞進行的公共建設，以城內部分為中心。如自來水工程、下水道工程和鐵公路開闢等。
在店舖街面的市區改正方面，
有城內府前街和府中街等，採取模仿英國後期文藝復興式的立面建築。
以三市街為基礎在城北、城東、城南及西門一帶進行新生地區的街道計畫作若干地區的填土工作，
效法西方都市的街道組織，作重要節點﹝在都市中人群動線交接或集中的地方﹞建築物的配置。
其中城牆拆除後的三線道路的開闢，以及重要公共建築的設立，也是建設的重點。
進入第二階段﹝1920至1937﹞台北市工程的發展，由城內地區延伸到外圍地區，
進行的建設有：建築物由城內分散到新開發地區，使街路發展更為成熟。
店舖街面的市區改正，主要包括今日的迪化街和博愛路等在內。
到了第三階段﹝1937至1945﹞，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工業化的推展和南進政策的準備，
大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都移向南部和海港都市的發展，只有東門町北側的幸町進行市區計畫。
此外，另有與醫療、交通有關的建設，如台大醫院、鐵路醫院和台北火車站的建成。
日本政府對台北市區進行計劃性的改造，除了破除以往農業文化的氣息外，對於現代化都市生活的推行，
也有其實際的成就，如新式街貌的推動，使台北市展現新都市的風格；交通建設的展開，使台北市成為全台交通的樞紐；
衛生環境與保健的執行，使台北市成為現代化的環境。
在日治期間，日本人對台北市的街貌，採取計劃性的建設。
當時日本人大量引進各種歐洲的建築風格，而且加以混合、變化、運用，因此展現出極為繁複的特色。
大致上，台北市的街貌可分為「古典式」﹝亦稱做「式樣」﹞、「過渡期」和「現代」三種不同階段的建築。
「古典式建築」興建的最早，約自1900﹝明治33年﹞至1920﹝大正9年﹞間最為盛行，是模仿西洋古典建築各時期風格。
當時的建築保存到現在的數量還很多，重要的建築有台北賓館﹝1901﹞、台灣大學醫學院﹝1907﹞、紅樓劇場﹝1908﹞、
國立台灣博物館﹝1915﹞、監察院﹝1915﹞、鐵路局﹝1919﹞、總統府﹝1919﹞、公賣局﹝1922﹞、台大醫院﹝1924﹞、
合作金庫﹝1927﹞、台北郵局﹝1930﹞、土地銀行﹝1933﹞、台灣銀行﹝1938﹞。
「過渡期建築」是從「古典式建築」到「現代建築」之間的過渡，
一方面受歐洲現代主義講求理性、秩序的潮流影響，一方面運用鋼筋、混凝土新建材，逐漸捨棄古典式建築繁複、
華麗的裝飾，出現簡潔、明朗的立面風格，並以面磚﹝仿磚﹞，貼黏在混凝土牆面上，以1930﹝昭和5年﹞前後，最為流行，
重要的建築有中廣舊舍﹝1931﹞、司法大廈﹝1934﹞、中山堂﹝1936﹞。
1937﹝昭和12年﹞以後，台北古典式建築常使用的山牆、拱窗、柱子等幾乎完全消失，開始出現矩形窗、水平線條，
並且不避諱混凝土牆的裸露，這種表現個人理念的「現代建築」到中日戰爭爆發後，逐漸減少。
重要的建築如台北電信局﹝1938﹞、行政院﹝1940﹞。
儘管日治初期的都市發展，依然沿襲19世紀末年﹝清末﹞劉銘傳對台北的經營，
但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建立台北成為政治、
金融以及學術教育的中心，使台北正式成為全台的領導樞紐。
基於此一目標，
日本殖民政府有計劃的擴建台北市街，
使得日治期間的台北展現現代化的都市風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