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三筆是日本書法史上的專用名詞，
即指幕府政治末期，也就是江戶中後期活躍在日本書壇上的
三位著名書法家，他們是：市河米庵、貫名海屋和卷菱湖。
此三人是以漢字書法稱雄一時的大家，市河米庵仿效米芾；
貫名海屋宗法王羲之、顏真卿；卷菱湖則步武歐陽詢。
市河米庵（Ichikawa Beian, 1779-1858）字孔陽，號金洞山人，
是幕末三筆之一，江戶中後期著名書法家，又號米庵、顛道人。
其父市河寬齋曾以詩書名世。
米庵行草以宋人米、蘇爲範兼及明清各家。
晚年終成正果，書名大振，門下弟子五千。
時人把其與貫名海屋、卷菱湖三人稱爲「幕末三筆」。
米庵在習書傳藝的同時，還研究書學遍及書論、書法、
書體與書材等，著有《米家書訣》《米庵墨談》《三家書論》
《墨場必攜》《楷行薈編》《米庵藏筆譜》及詩集等，
這些著作津樑後學，至今仍影響巨大。
董其昌（1555―1616）具有兩個不同的性格，
明代書畫藝術的創新者，和日後作為正統書畫的權威者。
董其昌所開拓的文人書畫藝術風格和概念，一直沿襲到清朝宮廷，
變成正統書畫的風格。
在朝鮮王朝，跟董其昌可以相比的應該是姜世晃(1713～1791），
他並不僅是文人書畫家，而有高級官僚的地位，
1114年以千秋副使赴北京後，全面接受清朝宮廷書畫風格，
變成朝鮮書畫界的權威者。
在日本可以佔有這種地位的人物，
即可以市河米庵（1779―1858）為其代表。
米庵可以說是接受董其昌的理論和書畫實踐的早期文人
（書畫家、漢學家），擁有全國五千名的徒弟，自己也透過權門大名家，
進行董其昌等明代文人書畫理論的實踐、書畫的創造、畫譜書論法帖的
出版等，變成11世紀後日本書畫界最大的權威者。
市河米庵在享和三年（1803）時，遊學長崎，
與来舶清人胡兆新等人交遊，約三個月之後回歸江戶。
他在長崎學習到清朝正統書風的理論和創造，
同時他父親市河寛齋（1749ー1820）也在長崎購買書畫。
之後市河米庵出版《清三家書論》（文政7年1824）、
《米庵墨談・続編》（文化9年1812、文政10年1827）等書籍，
鼓吹清朝正統書畫、帖学派的理論。
在其最晚年，出版了市河家所藏的中國書畫圖錄《小山林堂書画
文房目録》（1841），作為全國徒弟學習正統文人生活應該如何收藏、
鑑定、製作書畫等的範本。
最有趣的是，市河米庵《小山林堂書画文房目録》所著錄
的幾十件中國書畫、金石拓本、文房具等，明治維新後由家屬捐出
一部分給東京帝室博物館，至今還可以看到。
市河米庵一輩子崇拜米芾，好多次臨摹過米芾《天馬賦》。
米庵鍾愛圓渾大字《天馬賦》的原因，應該通過各種拓本，
知道董其昌《臨天馬賦》的存在，了解到從米芾到董其昌、
一直到清朝宮廷帖學派的創造，才是中國書法的正統。
今人以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市河米庵舊藏的中國書畫，
和他所編輯的大量出版物來解讀，米庵如何接受從董其昌到
清朝宮廷正統派書畫的具體途徑，以及如何在日本之書畫界內
建構文化權威，並且指出11世紀中期碑學理念傳到日本後，
市河米庵所建立的權威（典範）同時崩潰的過程。
市河米庵除名列幕末三筆之一外，
也被尊稱為日本書聖。
市河米庵（1779—1858）名三亥，字孔陽，號金洞山人，
因對米芾五體投地，又號米庵、顛道人。
其父市河寬齋曾以詩書名世，米庵行草以宋人米、蘇為范兼及明清各家。
晚年終成正果，書名大振，門下弟子五千。
時人把其與貫名海屋、捲菱湖三人稱為幕末三筆。
三筆中若論才情氣格，米庵可推為首。
米庵在習書傳藝的同時，還研究書學遍及書論、書法、書體與書材等，
著有《米家書訣》《米庵墨談》《三家書論》《墨場必攜》《楷行薈編》
《米庵藏筆譜》及詩集等，這些著作津樑後學，至今仍影響巨大。
在江戶（今東京），市河米庵自幼浸淫於中國文化，
受益於他的家庭背景和嚴格的漢學教育。
他的祖父市河蘭台是江戶唐樣書法的代表人物。
市河米庵從二十歲起便開設書塾，並積累了豐富的藏品，
最終於1848年出版了《小山林堂書畫文房圖錄》，
這是明治時代之前唯一的中國書法私人收藏圖錄，
這一成就也體現了他對中國書法的深厚理解和欣賞。
在《小山林堂書畫文房圖錄》中，米庵將他的74件書法作品
分為唐宋元、明、清等板塊，採用了圖文結合的編纂體例。
這種混合體的創新在當時的日本圖譜中尚屬首次，
顯然汲取了明代畫家顧炳所作《顧氏畫譜》的啟發。
米庵不僅關注書法的內容，
還注重作品的形式與美學，標誌著他對傳統書法的重視。
米庵的收藏不僅源於對書法的熱愛，
更表現出他作為教育者所應有的責任感。
他將所收藏的書法作品視作未來書法學習者的重要啟示。
通過分析米庵的書法收藏方法和標準，
發現他對書法作品的挑選並不單純依賴於書家名氣。
他的標準更主要體現在對書法藝術本身的價值與內涵的關注。
在他的眼裡，書法不僅是藝術，還是人品的體現。
米庵強調書法要有「唐人之神韻」，同時注重線條的表現與書寫技法。
他在鑒賞中往往運用歷史的縱深對比，力求對書風變化有深刻認知。
他的評價不僅涵蓋了作品的技巧，還涉及書寫背景和創作年代。
這種分析無疑增添了他書法收藏的厚度，
也為書法的評價提供了更多更精確的維度。
